在当代青年文化中，“打工人”这一称谓已成为一种自我调侃的方式，它不仅流行于日常对话，更在文艺作品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这些作品虽然依旧属于“职场”题材，但其精神内核与过往的职场题材作品有着明显的区别。
近年来，职场题材在文学、电影、电视剧以及动漫和游戏中持续流行，但诸如《年会不能停！》、《银河写手》、《疯狂星期一》等作品，与十年前的职场作品相比，展现出了不同的精神面貌。观众对“打工人”的共鸣逐渐超越了对“白领”形象的理想化想象，这种变化反映了时代的发展与变迁。
“从白领到打工人”
20世纪90年代，随着消费主义的兴起和社会文化的快速变迁，大众文化呈现出多样化和复杂性。这一时期，随着中等收入人群的出现，大众传媒，尤其是时尚杂志，与一系列以“商战”为主题的电视剧作品一起，塑造了这一群体的审美趣味。
进入21世纪，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职场题材作品逐渐转变为对中高收入人群的描绘，尤其是“白领”形象的塑造。然而，随着互联网影视作品的流行，职场空间越来越多地被用作“恋爱”或“爽文”的背景，职场的真实性被娱乐工业的“造梦”所掩盖。
如今，“打工”一词的流行，似乎表明了这种理想化的形象已不再重要。在经济逐渐稳定的当下，变化已经发生，这正是时代变化的体现。
“打工文学”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上世纪90年代，如《打工小说》杂志的创刊，以及《新工人文学》的发展，这些都成为了文化现象，并催生了如范雨素等受关注的“工人作者”。
然而，当年的打工与工人与我们今天所说的“打工人”在含义上有所不同，但为何二者能在今天被联系起来，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以同构实现情感结构的链接
以电影《年会不能停！》为例，影片中的职场背景以“互联网大厂”为原型，这一称呼从对大型工厂的指代转变为对大型互联网公司的称呼，带有自嘲的色彩。而“打工人”这一称呼，也在这一背景下成为了一种自嘲的方式。
影片通过角色身份的设置和叙事结构，将90年代的工厂生活与当下的互联网公司联系起来。男主角胡建林，由大鹏扮演，原本是工厂工人，后来戏剧性地进入“大厂”工作，与都市精英共同工作，通过幽默和讽刺描绘了“打工人”的生活和职场环境。
影片中，歌曲《我的未来不是梦》在两个年代反复出现，由不同身份的人演唱，将90年代的“工人”与当下的“打工人”联系起来。主题曲《打工人之歌》更是成为了显著的象征。
这种同构在《银河写手》中更为明显，这部作品通过主角编剧与外卖员的对视，展现了原义上的“打工者”与脑力劳动者编剧同样作为“打工人”的同构。
这与近年来的“非虚构写作”如胡安焉的《我在北京送快递》共享着相似的情感结构，观众和读者将自己的真实生活经验投射其中——所有劳动者在本质上并无不同。
日本电影《疯狂星期一》的引进，也与这股潮流有关。影片通过设置在一个小型广告公司的职场空间，员工们陷入了时间循环，重复着完成繁复而无聊的工作，隐喻着本应最具创造力的设计行业已经陷入了无意义的重复。
从外部的想象回归到真实的生活
这些作品所展现的“打工人”形象，意味着人们关注的焦点已经从外部的理想化想象转移到了真实的劳动和情感疲劳。例如，港剧《新闻女王》虽然主角是精英媒体公司的主播和管理阶层，但许多观众将这种夸张的氛围与自己的真实工作环境联系起来。
在这个意义上，理想化的想象已经失效，观众更关注与自己工作体验密切相关的现实。类似地，影片《白日之下》虽然没有着重刻画新闻工作者的职场生活，但依旧有影评将其与职场联系起来。
尽管《年会不能停！》、《银河写手》和《疯狂星期一》等作品在解决问题的方式上并不完全可靠，但观众已经学会从作品中挑选出自己真正关心的部分。
可以说，“打工人”这一称谓的流行，反映了经济从快速增长进入新常态后，人们关注的焦点从外部想象回归到了与自己现实经验更贴近的真实生活。这不仅是必然的趋势，也意味着中国的“职场”题材正在经历一种“打工转向”。
（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戏剧与影视学博士生 闫毅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