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的文化发展蓝图中，上海正致力于成为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最佳实践地，而演艺行业无疑在这一进程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不久前，由文汇报社与上海市文艺评论家协会共同举办的“从高原到高峰——新时代舞台艺术精品创作主题研讨会”上，来自北京和上海的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围绕当前机遇与挑战展开了深入讨论。我们将参会嘉宾的观点整理成文，以飨读者。
——编者
徐俊艺术工作室曾成功推出音乐剧《赵氏孤儿》，不仅在市场上取得了不错的反响，也赢得了业内的高度评价，甚至被誉为“中国原创音乐剧的巅峰之作”。然而，一位中央音乐学院教授在其文章中的总结指出，《赵氏孤儿》虽已相当出色，但距离顶尖仍有一段路要走。这段话恰如其分地反映了当前中国原创音乐剧的整体状况：尽管取得了一定成就，但在追求卓越的道路上仍有提升空间。
中国的原创音乐剧起步较晚。虽然早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上海的电影院里就已经能看到改编自音乐剧的好莱坞电影，但真正意义上的音乐剧传入中国大约是在40年前。记得当时，在《外国戏剧》杂志创刊前的一份资料中，就刊登了音乐剧《贝隆夫人》的剧本。而首次在国内上演的音乐剧，则是1982年由中央歌剧院与百老汇合作引进的《屋顶上的提琴手》和《异想天开》。自此之后，国内逐渐接纳了这种新型的艺术形式，上海大剧院相继引入了《猫》和《狮子王》等经典作品，均取得了巨大的票房成功。
相较于国外作品的引进，中国自主创作音乐剧的时间则更为滞后。许多知名导演，如郭小男、王延松等，都尝试过涉足音乐剧领域。最初阶段，多为模仿之作，直到本世纪初才开始出现真正具有中国特色的原创音乐剧。例如，话剧自1907年传入中国后，仅用27年时间便迎来了《雷雨》这样的代表作，进入了创作的高峰期。相比之下，音乐剧在中国经过40余年的发展，至今尚未诞生一部公认的代表作品。
尽管如此，积极的一面也不容忽视。一方面，音乐剧的数量持续增长；另一方面，整个社会对音乐剧的热情日益高涨。比如上海每年都会举办演艺大世界音乐剧风云榜评选活动，北京也有天桥音乐剧年度颁奖仪式。此外，大众媒体如《声入人心》节目，也在客观上促进了音乐剧的普及，使得郑云龙等演员成为了红极一时的明星。可以说，作为一个外来艺术形式，音乐剧已经成为中国演艺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并正处于一个需要继续突破的重要时期。
在上海，音乐剧市场表现尤为突出，不仅体现在票房收入上，还体现在对各种类型音乐剧的包容度上。如今备受关注的亚洲大厦以及各类演艺新空间，实际上都是小型音乐剧演出繁荣发展的产物。因此，上海肩负着更大的责任和期望，有望推动中国原创音乐剧实现质的飞跃。
目前，上海流行的音乐剧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大型音乐剧，如徐俊艺术工作室继《赵氏孤儿》之后推出的《哈姆雷特》及中英合作的《麦克白夫人》等作品，尽管存在一些批评声音，但总体质量较高，社会影响力不断增强；另一类则是小型音乐剧，这类作品不仅吸引了大量本地观众，还催生了“带着行李箱来看剧”的现象，促进了沉浸式小剧场演出的发展。民营剧团缪时客便是这一领域的佼佼者，他们将电视剧IP转化为悬疑剧系列，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发展道路。
上海之所以能够兼容并蓄，既有其历史背景的原因，也因为这座城市本身就是都市文化的象征，与纽约、伦敦等国际大都市相媲美。音乐剧作为一种都市文化的典型代表，在上海的蓬勃发展是一个令人鼓舞的趋势，也为未来的发展带来了无限遐想。
然而，为什么说中国原创音乐剧还有一步之遥呢？这主要涉及到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如何平衡中外元素是中国音乐剧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例如，《赵氏孤儿》讲述了中国故事，却采用了西方音乐剧的表现手法。类似的做法在中国音乐剧中非常普遍，像李盾的《蝶》借鉴了《梁山伯与祝英台》的部分情节。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需要考虑的是，对于音乐剧的艺术规律、特性及其与中国传统戏曲、现代戏剧之间的差异进行足够的研究。同时，也要避免将音乐剧概念泛化，认为可以用戏曲创作的思路来制作音乐剧，这是对中国音乐剧理解不足的一种体现。
其次，提升音乐剧的艺术品位是跨越这一步的关键所在。如果《赵氏孤儿》只是简单地讲述一个故事，那么它的魅力就会大打折扣。这部作品通过增加程婴儿子灵魂的形象，采用当代视角重新解读题材，从而深化了作品内涵。
最后，建立一支稳定的主创团队至关重要。无论是徐俊还是李盾，他们都拥有固定的合作伙伴，长期保持密切合作，确保了作品的质量和连续性。
中国原创音乐剧若要实现质的突破，既需要深入的研究，也需要创作者们的不懈努力。
（作者为上海戏剧学院教授 荣广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