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探讨影视作品中的侦探形象时，我们不得不提到中国影视界对这一角色的独特诠释。在晚清之前，中国的文学作品中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侦探小说，而是以公案小说为主，这些故事的主角往往是正义的化身，他们通过智慧和勇气揭露真相，但往往缺乏科学推理的过程。
然而，随着西方文学的影响，特别是福尔摩斯这样的经典侦探形象的引入，中国的侦探故事开始发生转变。《少年包青天》、《大宋提刑官》和《神断狄仁杰》等作品的出现，标志着古装侦探剧这一新类型的诞生。与受国外“本格派推理”影响较大的其他古装侦探剧不同，《大宋提刑官》并不过分强调案情的悬念和刺激，而是更注重展现一个追求真相的侦探如何在一个科学尚未取得支配地位、法医学处于蒙昧状态的时代，与腐败的官僚系统斗争的故事。
这部电视剧的真正兴趣并不在于展示神乎其技的破案技巧，而是借助历史上真实存在过的人物宋慈，回到那个时代，通过还原一桩桩命案内情，展示一个追求真相的侦探是如何与整个颟顸腐败的官僚系统斗争的。几乎每一个案件都被官僚们扭曲成了冤案，因此这也可以看作是一部特殊形式的官场剧。对于宋慈来说，他也有两件意识形态上的武器：对技术的信仰以及“人命大于天”的道德资源。
在国产古装剧中，确实极少有哪部作品像《大宋提刑官》这样关注草民性命的，会花费大量的笔墨去刻画这些普通百姓的生活细节，连带着演员化妆、服饰、道具、布景等一应朴实无华，一反古装剧追求视觉效果的大潮。然而就是这部灰扑扑的电视剧创下了7.09%的收视率，成为了03年上半年央视的收视王牌。
尽管《大宋提刑官》如此重视民生，我却总莫名地觉得这部电视剧中的角色都像是与我隔着一层什么。将近大结局时候我发现了秘密：宋慈找到了宿敌刁光斗讹诈百官的证据，费尽千辛万苦将之交给了皇帝，皇帝却将这些证据付之一炬。技术的、草民的逻辑在与王权的逻辑终极碰撞后显得不堪一击。心灰意冷的宋慈挂冠而去，在父亲坟前自白道：“时至今日慈儿才明白，若要世道清明，除恶扬善，单凭我等仗义执法，查凶审案，是无济于事的。孩儿已疲惫不已，不堪重负了。唯留下这本书，原想可以帮助后人，辅助大宋，现在……看来也没有必要了，大宋这半壁江山不会久了。”
这段话套用现代人更熟悉的口吻来说就是“学法医救不了大宋”。从洋务运动开始，西洋技术和东方社会的兼容性问题就是中国人一个解不开的结。鲁迅放弃了具体的技术（医学）转向文学，与其说是救国，不如说是避免落入宋慈一样尴尬的境地。
但是这段话也让我想通了《大宋提刑官》所带给我的微妙的隔膜感来自哪里了：尽管这是一部以关注平民为主题的电视剧，它的视角仍是居高临下的。宋慈作为一个法医学的启蒙者，他与官僚系统的对立本身就是新旧两种意识形态的斗争，技术要么作为旧意识形态的治理工具而被扭曲，要么被排斥、打压、消灭，因此从逻辑上讲，要使用新的技术就必然要造就新的体制。
在真理与谬误的斗争当中，“人民”实际上仍是一个被宏大叙事绑架的词语：他们要么是被法医技术保护的对象，要么是被旧司法体制迫害的，只能二居其一。五十二集过后，黎民百姓仰头一看，自己还是做了历史的螺丝钉。
知识分子总是感叹启蒙运动在中国缺乏群众基础，然而启蒙的负面遗产却又如此深入人心，到了普通人习焉不察的地步。很多影评都能辨认出《大宋提刑官》是一部官场剧，却没有一部影评指出，这种“学什么也救不了XX”的故事是从属于启蒙主义的宏大叙事的，是由推崇鲁迅的知识分子所塑造的。
这让我想起了一部人气不高，但我个人颇为偏爱的英剧——《开膛街》。同样是一部悬疑侦探剧，同样是一个新旧交替的时代，同样是低沉的基调，但在《开膛街》里并没有那种赤裸的技术崇拜，虽然主角里德探长像宋慈一样有着高超的侦探技术，但他时不时仍会迷失。
技术有时像一把双刃剑，维多利亚时代科学的突飞猛进有时反而带来了更多的罪恶与苦难：工厂获得了滚滚利润，女工却被化学原料毁容；机枪征服了庞大的殖民地，开枪的士兵却留下了难以治愈的创伤……
《开膛街》讲述了那么多技术滥用的例子，却没有一处保证技术与权力结合可以纠正这个结果。所以在这部剧中我感受不到居高临下的傲慢，只有悲悯，对每一个无辜的受害者切实的悲悯。
《开膛街》仿佛在说：给技术以权力吧，它将带来正义。《开膛街》则说：技术并不等于正义。在任何时代，正义都有代价的，有时代价高到让姗姗来迟的正义都显得那么微不足道。
王小波说世界上存在着一种“反熵”，水会往低处流，唯有人会往高处走。也许人类社会也是天然趋近于混乱邪恶，正义也是个“反熵现象”，需要付出额外的力才能让失序的世界回归正轨。
<p当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理解正义，我们对于正义的看法或许才会更远离技术／权力、中体／西用这样由启蒙话语构建的宏大叙事，而更接近灵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