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影视的浩瀚星空中，不同的故事如同璀璨星辰，各自散发着独特的光芒，而其中角色的命运与抉择，更是引发着我们无尽的思考。《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里的萨宾娜以及《素食者》中的英惠，便是这样两颗引人瞩目的“星”，她们都对生活怀揣着不满的情绪，进而踏上了反抗的道路。
萨宾娜，来自捷克斯洛伐克，是一位充满才情的画家。她的内心仿佛有着一道无形的屏障，坚决地拒绝承担生命赋予的那些沉甸甸的重量，比如责任、承诺，还有那深深扎根于中国人心中的归属感。而英惠呢，是韩国一位普通的家庭主妇，长久以来，她被各种社会规训所束缚。妻子、儿媳、妹妹等角色，如同重重枷锁，将她的生活紧紧禁锢。她在婚姻中履行着义务，操持着家务，还要迎合社会对于性别的种种期待。在这样的环境下，她的身体和精神逐渐变得麻木，仿佛陷入了一种看似“正常”实则压抑的状态。就连她的丈夫，都形容她“普通到毫无特点”。
她们的反抗，就如同微风拂过湖面，起初只是泛起微微涟漪，而后却掀起了波澜壮阔的浪潮。萨宾娜的反抗始于摘下贝雷帽的那一瞬间，那顶贝雷帽仿佛是她与既定生活的决裂象征；英惠则是在面对盛着肉的餐盘时，轻轻一推，这一简单的动作，犹如两片飘落于不同经纬度的落叶，开始在各自命运的轨道上翩翩翻飞。昆德拉巧妙地让萨宾娜的帽子在虚空中划出优美的抛物线，而韩江则细腻地描绘出英惠盯着瓷盘上凝固油脂，仿佛看到了“无数道栅栏在肉色纹理间生长”的奇妙景象。
萨宾娜的行李箱，仿佛承载着她漂泊不定的人生，总是在震颤不已。拉链齿间，还卡着布拉格的雪和日内瓦的雨，那是她一路走来的痕迹。她勇敢地背叛了父亲对她人生的规划，背离了情人们那沉甸甸的期许，甚至背叛了祖国深情的抒情诗。她就如湖边那叶随风飘荡的扁舟，没有固定的方向，任意东西。
萨宾娜尤其厌恶那些宏大的叙事，像意识形态的高谈阔论、热闹非凡的主义游行以及庄重肃穆的宗教仪式等等，在她眼中，这些都是对人类真情实感的虚假粉饰。她与托马斯因相似的“轻”而相互吸引，他们都渴望身体的自由和情感的疏离。然而，萨宾娜在践行“背叛”的道路上更为彻底。她与弗兰茨相爱，可弗兰茨试图将她塑造成一个反叛符号，萨宾娜很快便清醒地看穿了这种虚伪，毅然决然地选择了离开。不仅如此，她还在自己的画作中通过破坏来揭示世界的荒诞。
英惠的抵抗则是一种向内的坍缩，宛如被暴雨无情浸透的纸灯笼，在黑暗的角落里蜷缩成倔强的球体。当父亲、丈夫都逼迫她吃肉，说着“吃吧，这是为你好”时，她紧紧地闭紧了嘴，用沉默来坚守自己的坚持。最终，她的这份坚持如同利刃一般，刺破了所有坚硬的规训。
在画室里，萨宾娜缓缓解开衬衫纽扣，在托马斯的镜头前，每一寸肌肤都像是自由的宣言。在萨宾娜看来，存在的轻盈意味着不断地减重，就连墓碑都可以变成可拆卸的积木。而英惠的皮肤下，一场寂静的革命正在悄然爆发，青色血管蔓延成地下的沉默根系。她用倒立的方式，渴望长成一株树的形状。
最终，萨宾娜的火焰在苏黎世公寓里静静燃烧，灰烬中升起的那不妥协的青烟，仿佛是她孤独的勋章，别在她这个流浪者的大衣上。而英惠疯长的枝桠，却被无情地剪掉，就像修剪“不正常”的棱角一样。她的树化症，是反向的飞行，当天花板垂下藤蔓般的输液管时，她把自己种进了精神病院的盆栽里。
然而，萨宾娜追求的“绝对自由”却让她与世界渐行渐远，甚至迷失了生存的意义。完全拒绝生命的重负，可能会因过于轻盈而陷入虚无的深渊。而英惠的沉默，既是反抗，也是崩溃的表现。她的自我毁灭并没有终结暴力，她的丈夫、姐夫乃至试图帮助她的姐姐，都在不同程度上成为了新的施暴者。
萨宾娜的行李箱在记忆的深处里咔嗒作响，英惠手背上的静脉隆起碧绿的藤纹。这两种不同的叛逃方式，或许是千百年来许多女孩选择的路径。想起《孔雀东南飞》里的刘兰芝，想起《祝福》里的祥林嫂，甚至想起最近带着孩子一起跳水走向另一个世界的年轻妈妈……
现代的女孩不必效仿萨宾娜永远流浪，也不必像英惠那样彻底疯癫。真正的叛逃往往隐藏在秩序的缝隙之中。就像《红楼梦》里的黛玉和宝钗，黛玉在大观园里葬花，和宝玉偷偷进行着一场甜蜜的恋爱；而宝钗则在晨昏定省的间隙读书写诗，有时在春光明媚里扑一回蝶。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如同混凝土里的菌丝，最终会让我们的人生困境出现转机。
也正如张爱玲所说，人生没有一种局面是完全不愉快、有害无利的——只要我们将讲话当做笑话看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