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学到荧屏，《北上》的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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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徐则臣曾表示，写作题材的选择往往源于几个关键因素：“你懂它，你喜欢它，你对它有感情，你觉得它值得写。”正是基于这样的理念，他创作了《北上》。这部作品不仅荣获了“2018中国好书”奖、第十五届“五个一工程”奖以及第十届“茅盾文学奖”，并且发行量超过了50万册。如今，这部小说被改编成同名电视剧，引起了广泛关注。
近年来，经典文学作品向影视作品的转变成为影视界热议的话题之一。如何在保留原著精髓的同时，赋予其新的生命力？在电视剧《北上》热播之际，原著作者徐则臣、编剧赵冬苓和总导演姚晓峰分享了他们的见解与心得。
运河：塑造生活记忆与世界观的独特视角
姚晓峰在接受采访时提到，《北上》出版之初他就阅读了这本小说。“这部小说巧妙地通过一条河串联起了百年的历史，讲述了船运人的命运相连的故事。一个现代人寻找根源，然后发现所有遇到的人都源自同一艘船。”
《北上》以京杭大运河为背景，描绘了一个跨越世纪的历史画卷与人物命运。徐则臣在创作过程中，融入了他对运河深沉的情感以及对传统文化的深刻反思。
在一个春日的午后，在位于大运河畔的北京城市图书馆内，徐则臣分享了选择京杭大运河作为创作背景的原因——对运河文明的深入理解及与水共生的深厚情感促使他选择了这条河流作为创作主题。
徐则臣说，“运河早已成为了我生命的一部分。作为一个在河边长大的孩子，水不仅塑造了我的童年记忆，也影响了我对世界的看法。在探索运河的过程中，我逐渐意识到运河不仅是集体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解读中国文化、经济和社会变迁的关键。”
徐则臣回忆起他的童年时光，所有的玩具都是大自然的馈赠。“夏天游泳、捉鱼、摘荷花，冬天溜冰、在冰面上骑自行车，这些都是水与我的生活的自然结合。因此，我在作品中特别注重这些细节的描写。”对于徐则臣而言，河流和船只是他作品中反复出现的主题。
随着《北上》被改编成多种形式的作品，包括音乐剧、话剧和电视剧，徐则臣自己也成了忠实观众之一。
作为原著作者，他说自己看电视时比很多人更加放松。“我会跟着剧情走，该流泪的时候也会流泪。”徐则臣表示，在观看之前就有很多人询问他对电视剧的看法，他的回答是只要这部剧自洽、完整且经得起推敲，就是成功的改编。
沿着运河，见证“花街少年”的成长轨迹
将《北上》这样一部厚重的文学作品改编成电视剧是一项巨大的挑战。为了更好地呈现故事，主创团队选择从一个运河沿岸的小院出发，以一群90后年轻人的视角展现运河如何影响着他们的成长历程。从童年的嬉戏玩耍到青春期对人生方向的探索，再到成年后带着运河的精神走向远方，最终回归故乡，经历时代的变迁与个人的悲欢离合。
姚晓峰强调：“在视觉表达上，我们努力还原运河的苍茫感与花街的生活气息，通过影像语言赋予这条河流鲜活的生命力。”为了更真实地反映运河的文化底蕴，主创团队沿着运河进行了实地考察，深入了解了运河两岸人民的生活。
在这一过程中，姚晓峰注意到许多船民虽然因上岸而改善了生活条件，但内心深处却充满了失落感。这种复杂的情感被融入剧中，成为推动人物命运发展的关键因素。
对于电视剧的叙事结构，姚晓峰认为需要比原著小说更加延展，并增加了更多的人物关系。最终，他们决定以2000年京沪高速通车为起点，讲述一群90后青年的成长故事，通过他们的命运变化来反映运河的变迁与时代的进步。
《北上》电视剧的第一集以一个长达4分钟的长镜头开场，这个镜头不仅展示了导演对场景的把控能力，也让观众迅速沉浸于故事之中。
改编：创造独立作品的过程
面对《北上》原著小说中的清代部分占据较大篇幅的问题，编剧赵冬苓不得不进行大幅改编。“原著中的清代故事几乎无法直接用于电视剧，而当代部分又缺乏足够的戏剧冲突，所以我们进行了大量的调整。”
赵冬苓指出，改编不仅仅是对原著的再现，而是创作者与原著之间的一次对话，是一个“形成独立作品”的过程。她认为，成功的改编应该是在尊重原著的基础上，赋予故事新的生命力和时代意义。
在采风过程中，赵冬苓重新发现了她的童年记忆，这些记忆成为了她塑造角色和构建故事的重要灵感来源。
最终，《北上》剧本聚焦于2000年至2010年间的故事，描述了6户人家的生活变迁，涉及18个主要角色。赵冬苓坦承，这样的群像戏对编剧和演员来说都是极大的挑战，但她相信正是这种复杂性让故事更加丰富和真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