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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十二月》观后感:爱情与艺术,精神操控的双面游戏?

在银幕的另一端,Gracie以一种近乎永恒的姿态,演绎了一段被爱与纯真所束缚的悲剧。她以爱的名义,将Joe及其后代紧紧地捆绑在自己身边,长达二十载。在这段漫长的时间里,她孕育了新生命,步入了婚姻的殿堂,构建了一个中产阶级所向往的宽敞家园和理想生活。她用柔和而坚定的声音发出指令,用她的脆弱和泪水唤起Joe的保护欲和愧疚感,这一切不过是她情感操纵的伎俩。

《五月十二月》观后感:爱情与艺术,精神操控的双面游戏?

通过软硬兼施的策略,Gracie让Joe从13岁起就无法也不愿离开她,甚至让他相信是他自己首先引诱了她,错误在他而不在她。在他们的关系中,她占据了绝对的制高点,站在了道德伦理的高地。他们对于控制与被控制的角色早已习以为常,这种态度已经成为他们多年关系的本质。

Gracie使Joe相信:“如果我们不是真心相爱,又怎会共度二十几年”。她甚至策划了Joe与Elizabeth的出轨,因为她深知心智未成熟的Joe一旦面对“成人世界的残酷真相”,会退缩,再次回到她身边。这是孩子离家后,她用来继续情感勒索Joe的手段。

在日常生活中,她对家人无形的控制令人窒息,而她本性暴露的一幕是,她手持猎枪瞄准猎物,猎物的生死完全掌控在她手中,她沉迷于那种压倒性的杀戮所带来的短暂宁静。

这与她最初写给Joe的信中的情感是一致的。她以爱的名义进行控制和情感勒索,享受着明知这是犯罪、明知会引起公众强烈反响,却还要假装一切都是出于爱。这场自恋和冷静的表演中,她是彻底的胜利者。在看似深情的内心表白后,她甚至不忘提醒Joe阅后销毁那封信。

正如她在故事尾声所揭示的,她内心最深处渴望的是安全感。这种需求贯穿她的行为和决策,如同一条不变的主线。她通过控制他人,试图在这个不稳定的世界中找到一种虚假的稳定感。

Elizabeth的任务是扮演Gracie,以艺术之名窥探隐私、勾引乔、诱导导演、乃至学习如何操控人心。Elizabeth,同样是一位控制欲极强的女性,她带着既定目标接近Gracie和Joe。她的目的不是寻求真相,而是获取“一个36岁女人如何诱惑13岁少年,以及如何平息随之而来的内疚”的确凿证据。她搜集的照片、情书、信件,以及Joe的不忠行为,都成了她的战利品。

Joe的不忠,根本不是意外,而是Elizabeth精心策划的,这正是她研究的终极目标。她利用“年龄相近”的借口拉近与Joe的关系,穿着性感,创造隐秘的独处机会(如一起看X光片),对Joe养昆虫的兴趣表示赞赏,甚至利用与Joe妹妹相似的哮喘症状寻求他的帮助。她设计让Joe对她不忠,是为了完成自己的角色体验。

Elizabeth巧妙地捕捉到了导演不忠的弱点,她在挂断电话那一刻流露出的轻蔑表情,清楚地表明她对对方毫无爱意。这种不屑一顾的态度,让她能够控制局面,使导演无法提出终止研究的要求。她的控制手法与Gracie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

宠物店模拟的偷情场景中,她得意的笑容同时反映出她自己内心深处的黑暗面。当她朗读情书时,仿佛Gracie的灵魂附体,她似乎获得了某种至高的快感,感觉自己完全理解了这个角色。

她以艺术之名行使控制权,无视伦理和道德底线。与Gracie一样,她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艺术,正如Gracie是为了爱,在这些伟大的名义下,所有违反人伦或基本道德准则的行为都应被原谅。这让人思考:艺术真的能超越道德界限吗?真的能将Joe的真实生活当作故事来工具化地利用吗?

然而,她未曾预见到的是,她所认为的真相,实际上只是虚幻的错觉,如同镜中花、水中月,触之即散。最终,真正的控制者Gracie以一种出人意料的方式,狠狠地击碎了她的幻想。

两位女性,一位在银幕上演绎人生,另一位在现实生活中扮演自我。从电影海报到影片中的各种象征性布景,我们可以发现这两位女性犹如镜像中的倒影。一个女人为另一个女人化妆的场景中,Elizabeth仿佛穿越了现实与虚构的界限,完全化身为Gracie。这一幕不仅展示了她们在表演上的相似性,更深刻地揭示了她们内在欲望和动机的共鸣。她们的表演欲望和动机在彼此间相互映射,互为补充,形成了一种独特的艺术共鸣。

在接受学校采访时,Elizabeth坦率地表达了自己的内心世界:发起者的欲望、被关注带来的渴望、以及周围人欲望的阻碍,这三重叠加的情感体验,最终转化为了她在扮演中的快感。梅雪风老师的分析文章深入探讨了这一点,清晰地阐释了两位女性在“扮演”中所共享的快感机制。

除了弥补缺失的安全感、表演的快感外,不要忘记Gracie通过电视采访赢得了名声,利用她的收入购买了房产,并通过出售故事版权再次获得了丰厚的名利。这个理由同样适用于Elizabeth,她的表演背后,不仅仅是对艺术表达的追求,同样也包含了对名利的渴望。她的每一次演出,都是对自我价值的肯定,也是对社会认可的渴望。

然而,Elizabeth拙劣的模仿最终以失败告终,正如《视与听》杂志对该片的评论所指出的:“这部影片强有力地揭露了媒体(包括电影)服务于社会的谎言机器这一事实。”这不仅是对Elizabeth模仿失败的批判,更是对整个社会中媒体和艺术界道德底线的深刻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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