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一则关于联合导演哈姆丹·巴拉尔遭受暴力袭击并被拘留的消息引发了公众的广泛关注，这一事件促使我重新审视这部荣获奥斯卡奖的影片《唯一的家园No OtherLand》，试图更深入地理解其背后的故事。
影片以约旦河西岸南部的马萨费尔亚塔村庄为背景，生动展现了巴以冲突中以色列军队根据命令对巴勒斯坦村民进行反复骚扰及强制拆迁的行为。通过镜头，我们清晰地看到了巴勒斯坦人在面对长期暴力压迫时所展现出来的顽强抵抗。值得注意的是，这部电影是由巴勒斯坦村民与以色列人权记者共同创作完成，时间跨度从2019年的夏天一直持续到2023年10月。然而，现实是这片土地上的争端至今仍无解。
故事围绕着年轻的巴勒斯坦活动家巴塞尔展开，他不仅是这个村庄的儿子，也是整个社区命运的象征。巴塞尔的父亲也是一位活动家，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他，从小便目睹了父母为了保护家园而进行的不懈斗争。这种代际相传的抗争充满了复杂性和持久性，就像一场永不停歇的消耗战，不断侵蚀着人们的意志。以色列方面采用的策略非常狡猾，他们常常采取拖延战术，企图让巴勒斯坦人陷入绝望，最终选择离开自己的土地。无论是小小的淋浴间还是整个村庄，都在这样的策略下逐渐消失。
尤瓦尔，作为巴塞尔的以色列记者朋友，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看待巴以两国人民可能实现和平共处的不同视角。起初，巴塞尔担心尤瓦尔只是出于同情或是有其他目的，但尤瓦尔用实际行动证明了自己的诚意。
但是，两人之间的差异令人深思。身为以色列人的尤瓦尔拥有黄色车牌，这使他在许多地方都能自由通行。他可以轻松地回到家中看望母亲，也可以无障碍地前往巴塞尔的家中拍摄纪录片。相反，巴塞尔作为一名巴勒斯坦人，被困在这片土地上，他的绿色通行证限制了他的行动范围，即便想要离开，也面临着重重困难。
尽管如此，巴塞尔和尤瓦尔的命运交织在一起，社会分化和历史遗留问题造成的权力不平等就像一道难以逾越的鸿沟横亘在他们之间。例如，“同理心”这个概念，在尤瓦尔理解巴塞尔的同时，是否夹杂了一丝怜悯？而当巴塞尔试图理解尤瓦尔时，内心是否又带着一丝羡慕？这对人性来说是一种考验。
就制作质量而言，《唯一的家园》并不完美。它采用了手持摄像机与历史档案资料相结合的方式，画面经常晃动，这是因为拍摄者身处随时可能遭到驱逐和攻击的环境中。这些摇晃的画面更加直观地反映了他们的艰难处境，令观众感到不安。
观看完这部电影后，我的心情异常沉重，尤其是看到学校被拆除的画面时，那种无力感让我沉默良久。对于那些未曾经历过的人来说，很难真正体会到他们所承受的痛苦。哪怕仅仅是稍微触及他们的遭遇，都足以让人痛心疾首。有时候，我会悲观地认为，制作这样一部电影或许并不能实质性地改变现状。
虽然电影能够让更多人了解到这些问题的存在，但关键在于谁将负责解决这些问题。如果仅仅把电影看作是一种技艺，那么多年以后，人们可能会满足于赞叹人类智慧的伟大，而对于那些针对人为灾难发出的呐喊声，随着时间流逝，也许永远无法得到真正的回应。历史遗留的问题根深蒂固，随着时间推移，这些矛盾只会越来越深。
在我看来，《唯一的家园》不仅是一部从巴勒斯坦视角出发的作品，更是对和平的一种呼唤。不过，我也意识到自己只是一个旁观者，并没有资格去评判当事人如何看待这部作品。考虑到导演被绑架这一事实，似乎这部电影也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巴以冲突的一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