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艺术以其独特的叙事能力，不断探索和诠释着历史与战争的复杂性。随着时代的演进，电影创作者们开始从宏观的国家和民族视角，转向更加细腻入微的个体或小团体经历，以个体的视角去触摸和解读历史的肌理。这种转变，不仅展示了导演对历史的个性化解读，也反映了当代社会对于战争记忆的重新审视和解构。在这一潮流中，盖·里奇的新作《盟军敢死队》便是一个鲜明的例证。
《盟军敢死队》改编自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的秘密行动，具体是1942年的“邮差行动”。影片上映后，部分观众将其戏称为“抗德神剧”，认为影片中存在一些类似“抗日神剧”的夸张元素，如主角的超凡射击技巧、冷兵器的惊人威力以及主角的不屈光环。但对于那些熟悉盖·里奇作品的人来说，这些元素不过是他一贯的导演手法。作为后现代美学的代表人物，盖·里奇从不拘泥于传统的美学规范，他的作品常常带有鲜明的“草根”和“俗气”特色，甚至包含一些带有讽刺意味的细节，如船舱中的斧头、轿车内的暧昧等。因此，《盟军敢死队》并非对历史事件的直接还原，而是一次充满商业考量的创新诠释，它通过“邮差行动”这一历史蓝本，对二战进行了全新的解读。
然而，盖·里奇在这部影片中的表现似乎并未完全达到观众的期待。有观众指出，这是他们第二次观看盖·里奇的作品时感到人物的趣味性不足，上一次是在他的《金爆行动》中。既然影片定位为对历史的解构与重塑，为何不更大胆地进行创新呢？或许，近两年来频繁的创作节奏让盖·里奇显得有些力不从心。尽管如此，《盟军敢死队》仍然是一部不容错过的电影，它以独特的视角和创新的手法，展现了二战中一个鲜为人知的故事，不仅为观众带来了视觉的享受，也引发了对历史的深入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