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审视布莱希特戏剧的独特风格时，我们能够感受到其作品中所蕴含的强烈社会批判精神。这种对现实的深刻反思和解构，在处理传统经典文本时尤为显著。例如，在一部以克瑞翁为中心的作品里，观众可以看到一个由凸起白色台阶构成的舞台设计，它不仅仅是一个视觉元素，更是一种象征——代表着那既破碎又不可逾越的法律边界。在这个场景下，元老与克瑞翁之间的联系被刻意地割裂开来，而忒拜城的战争背景则将阿尔瓦斯推向了一个更加边缘的位置。这样的转变始于一个看似普通的挖矿场景，却隐喻着资本力量初现端倪的历史时刻。安提戈涅，作为剧中坚定的声音，她选择留在自己的废墟之中，拒绝向敌人的城市妥协。这一立场是对外部强加法则的一种反抗，体现了内心深处对于正义的坚持。
H-S（导演）并没有简单地复制古希腊戏剧的形式，而是创造了一种融合了德意志悲苦剧特点的新形式。布莱希特的创作意图非常明显，他利用“外部性”来反映纳粹时期犹太人遭受迫害的历史事实。因此，这不是一次简单的神话或古代戏剧的重现；相反，当安提戈涅的声音渐渐消逝之后，留下的是一片沉默，这暗示着真正的交流已经变得困难。在剧中，元老们和克瑞翁似乎只是因为安提戈涅的存在而有了对话的机会，他们自身之间并不存在实质性的区别，而这正是无尽冲突的根本原因。
关于《安提戈涅》的现代演绎是否合适的问题，我们可以提出质疑，但毫无疑问的是，H-S更加侧重于通过克瑞翁这个角色来传达批判的信息。这种方法与他的马克思主义立场相吻合，即从特定角度选取素材进行表达。然而，如果我们不从整体上理解安提戈涅所代表的力量，并将其置于现代社会背景下考量，那么她的抉择是否会仅仅被视为一种身份认同的表现呢？尽管马克思主义者并非马克思本人，但他们应当追求成为像马克思一样具有深远影响的思想家。勋伯格曾说过：“你们所谓的雅利安人只是在市场上竞争而已，这如何体现你们的高贵？你们与犹太人有什么本质上的不同？”这句话同样适用于那些沉溺于身份政治的人群，因为他们往往忽略了真正的变革需要积极建设而非仅仅是反对现有秩序。最终，这部电影确实具备了浓厚的政治色彩，正如戈达尔所批评的那种倾向。
从这个角度来看，《旺达》这部影片似乎完成了对安提戈涅主题的重新诠释。芭芭拉·洛登以其独特的方式探索了个人在面对权威和社会压力时的选择，以及这些选择背后的意义。电影不仅探讨了个体对抗体制的可能性，同时也反映了创作者对于历史、文化和社会问题的深刻思考。通过这种方式，《旺达》延续了自古希腊以来对于人类处境不断追问的传统，同时也为当代观众提供了新的视角去理解过去与现在的关系。
